的。

我觉得自己这想法颇高明，就对伙伴们讲了。伙伴们却不以为然，七嘴八舌地批判我思维荒唐，头脑简单。“联合国要是有国际交通警察，就该也有国际交通岗亭了，亏你想得出来！”“这是政治你懂不懂？就算有国际交通警察，也管不着这一段！”只有班长没加入对我的这场批判。在我低头认罪之后，他拍了我的肩膀一下，说“你这个想法……可也真是个想法！”我不明白他的话究竟是对我表示支持，还是讽刺。……几天后，我们的一个伙伴回连队修工具，回来时，带了几份《人民日报》。看了报，我们才知道，珍宝岛事件爆发了。班长抢过报，大声给我们读了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的文章“……只要苏联当局想打，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！……”这句措辞斩钉截铁的话，使我们面面相觑。大家都意识到，我们并非处在“和平净土”上，而确确实实是处在中苏全面大战即将爆发的“前沿阵地”。江对岸是社会帝国主义，是新沙皇，是“亡我之心不死”的、最凶恶的、侵略成性的头号敌人。这种我们在接受战备教育时确信无疑的战争理论，一度被这一边境地带的宁寂溶解了，那一天又被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浓缩了。然而黑龙江不是乌苏里江。我们挖沙子的这个地方也不是珍宝岛。这里的宁寂是真实的。但我们从那一天开始，都觉得这里的宁寂是虚假的了。从连里带回《人民日报》的那个伙伴还说，连里的知青都在流传，莫斯科警告北京——他们二十分钟就可以从远东打到北京。北京的回答是——我们十分钟就可以摧毁克里姆林宫。

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，我们听后认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，大灭“新沙皇”的威风，完全相信它的可靠性。“光复莫斯科！”“解放彼得堡！”“让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！”“将列宁的水晶棺转移到天安门广场！”我们身为红卫兵时，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集会高声呼喊过的“反修”口号，从那一天起，又在我们每个人心头荡起了激昂的回声。“反修战士”的豪情壮志，从那一天起，又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沸腾奔突！“你们说，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‘亡我之心’呢？”一个伙伴郑重地向大家发问。大家一起瞧着他，都觉得他郑重得一副傻相。“这算什么问题？一边待着去！”“你小子好像对这一点还有怀疑？”大家纷纷训斥他。他连忙辩白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没那个意思！”伙伴中有一个名叫张文歧的，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册“战备教材”——《闪电战术实例分析》，闲着就看，自认为是“中苏问题”学者兼“现代战争研究专家”。他俨然以战备思想教员的口吻说“从他们成了‘社会帝国主义’那一天，就有了‘亡我之心’！明白吗？”“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被训斥的伙伴诺诺连声。“别卖狗皮膏药！”班长狠狠瞪了张文歧一眼，又瞧着那个被训斥的伙伴说“你这个问题……还真是个问题！”……一场自发的战备教育就此罢休。从那一天起，江对岸的几个苏联边防士兵，成了我们眼所能见的最具体的敌人。大家怂恿班长，要求连里发给我们武器。免得战争一旦在这里发生，我们赤手空拳，全作无谓牺牲。班长却说“该发武器的时候必然会发给我们武器的。既然现在还不发给我们武器，那就意味着，我们的任务仍是挖沙子！”

他的话使我们大为扫兴。

一个伙伴嘟囔“说不定哪一天战争就打起来了，还搞什么营建？”

班长很生气地说“你应该去质问连长！”班长还将我从连里带来的那支猎枪和十几颗霰弹“接管”了。那是我向老职工借的，一心想在这地方打到几只野鸡、野兔什么的。没碰上过，也就一枪没放过。

“这里是边境线。中苏关系剑拔弩张，一枪一弹，有时都会引起严重冲突。我是班长，有权控制它！”班长的理由是无法反驳的。我背地里便骂他是“陈独秀”。伙伴们都说我骂得“高级”。我们每天照样在班长的带